作者：Andrea Minto，Anneke Kosse，Takeshi Shirakami and Peter Wierts，BIS

编译：马艺萌，FinTech 研究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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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3月，国际清算银行（BIS）发布工作论文《From cash to crypto : towards a consistent regulatory approach to illicit payments》。它没有从“应然”出发罗列对策，而是将支付工具的演进本身视为一个动态场域——现金仍在流通，银行账户持续运转，电子货币在手机里跳动，加密资产在链上流转，而央行数字货币正以在线与离线两种形态悄然铺开。这些工具并非并列的选项，它们彼此牵扯、相互映照，在监管的刻度下显露出深浅不一的影子。

论文没有急于给出“最优解”，而是沿着欧盟监管实践的肌理一层层剥开：当1万欧元现金交易被拦下，资金去了哪里？当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被纳入义务实体名单，自托管钱包里的代币是否真的安静下来？当数字欧元设计成可离线使用，那个没有中介介入的瞬间，究竟打开了便利之门，还是松动了防线的一颗铆钉？

一、引言

支付工具正在变多，但不是均匀地多。它们像不同质地的土壤：有的疏松透气，根系（即中介机构）扎得深、连得密；有的板结坚硬，只容得下两粒种子（付款人与收款人）在表面擦肩而过。银行存款背后站着开户行，电子货币由持牌机构发行，托管钱包里的比特币需经KYC验证才能存入——这些是“有根”的工具。而一张百元纸币递出去，无人登记；一笔比特币从自托管钱包转出，链上只有哈希；离线数字欧元在两部手机碰触间完成交割，中间没有服务器响应——这些是“断根”的工具。

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规则本意是浇灌整片土地，可水只往低处流。当监管压力集中在“有根”一侧——要求银行强化尽职调查、指令交易所上报可疑地址、勒令电子货币机构保存五年交易日志——那水便自然漫向“断根”之处。这不是漏洞被刻意钻营的结果，而是系统对压力最朴素的形变反应：像按压水床，凹下去的地方鼓起了另一处。

更微妙的是，按下水床的手，未必都戴着黑手套。一位欧洲小企业主拒绝使用某款主流电子钱包，只因它要求上传护照扫描件并授权读取通讯录；一名东非跨境汇款者避开银行渠道，不是为了隐匿资金，而是因为上次转账被冻结三天却未获解释；还有更多人只是习惯把一部分钱留在“看不见的地方”——就像抽屉里总有一叠现金，不为犯罪，只为心里踏实。他们的选择，和洗钱者的路径，在监管图谱上竟重叠于同一条曲线：非中介依赖型工具。

于是问题不再是“如何堵住漏洞”，而是：“当监管本身成为一种选择变量，用户会如何回应？而这种回应，又将把监管带向何方？”

二、概念框架：反洗钱/反恐怖融资措施以及与支付工具选择的交互

中介作用与监管套利

框架不预设价值判断，只描摹结构差异。它把支付工具按“中介是否在场、能否履职、是否被赋权”切为两类：

中介依赖型工具：银行存款、电子货币、托管钱包中的加密资产、在线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。它们共享一个事实——每一笔交易都经过至少一个被法律明确指定为“义务实体”的节点。这个节点看得见付款人，也看得见收款人；它被要求记录、被要求比对、被要求上报。检测概率由此锚定在制度设计之中。

非中介依赖型工具：现金、自托管钱包加密资产、离线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。它们的设计哲学是“最小化第三方介入”。没有账户开立环节，没有中心化日志，没有强制性身份绑定。检测概率不由制度强加，而由技术拓扑与使用习惯自然生成。

因此，当监管者提高银行转账的尽职调查强度，恶意行为者不会坐等被捕——他们转向自托管钱包，不是因为那里“绝对安全”，而是因为那里“相对更难被实时捕获”。而那位只想要隐私的小企业主，也在同一时刻点开了同一个钱包App。两双手，按在同一个界面，指向同一个技术出口。

现金仍是匿名性的标尺，但它被物理重量拖慢了脚步：无法瞬时跨境，难以拆分毫秒级支付，大额携带引发警觉。自托管钱包则轻盈得多——它继承了现金的“单点可控”特性，又长出了数字世界的延展性。离线CBDC更进一步：它试图复刻现金的离线可用性，却又留下不可磨灭的电子足迹。这些足迹是否会被读取？何时被读取？由谁授权读取？答案尚未落定，但问题已然浮现。

水床效应与监管回应

监管不是静止的堤坝，而是一场持续的角力。当银行系统被加固，资金流便试探性地滑向加密资产交易所的出入金接口；当交易所被严管，注意力便转向去中心化交易所（DEX）的流动性池；当链上分析公司能追踪跨链桥接，用户就开始测试零知识证明钱包的混币深度。每一次监管收紧，都在重绘非法资金的迁徙地图。

这种迁徙不总发生在工具之间，也发生在地理空间之内。一家公司在立陶宛注册为CASPs受欧盟监管，其前端应用却面向东南亚用户，客服用印尼语回复，冷钱包私钥存储在新加坡服务器——监管的“属地”与资金的“流向”，在数字世界里早已错位。

合法用户的副作用：隐私与选择自由

监管措施的代价，从来不止于合规成本。它还具象为一份被上传的身份证照片、一次被标记为“高风险”的跨境汇款、一段被留存五年的交易轨迹。这些数据一旦汇聚，便不再属于个体，而成为金融机构的风险模型输入、监管机构的情报分析素材、甚至第三方数据经纪商的潜在商品。

于是，当监管者说“所有交易都应可追溯”，普通用户听到的可能是“我的每一笔咖啡钱都将进入某个数据库”。这不是抗拒监管，而是对边界的本能确认——就像人们不会因防盗门存在，就默认物业有权随时查看自家客厅。支付行为天然携带私密性基因，而监管的扩张，正不断挤压这枚基因的表达空间。

因此，监管失效的根源，有时不在漏洞本身，而在它让守法者与违法者站在了同一道窄门里。门越窄，推搡越烈；推搡越烈，越多人想另辟小径——哪怕那小径通向更深的暗处。

三、法律分析：以欧盟为例

欧盟的AML/CFT框架像一棵不断分枝的树。1991年，主干只伸向银行；2001年，枝杈探向律师与会计师；2015年，房地产中介被纳入视野；2018年，虚拟货币交易所首次被写入第5号指令；2024年，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（CASPs）正式成为义务实体。每一道修正，都是对新出现的“断根”地带的主动触达。

现金：1万欧元上限不是凭空而来。它承认现金的不可替代性，也承认其监管盲区。限额之下，是日常生活的呼吸空间；限额之上，则被温柔但坚定地导向银行或电子支付——那些“有根”的土壤。

自托管钱包：目前，它像一片监管的“潮间带”——涨潮时（兑换法币），被交易所的KYC淹没；退潮时（链上转移），重归寂静。欧盟尚未设定持有或单笔转账上限，既因技术执行困难，也因担忧过度干预扼杀创新。但沉默本身，已成为一种信号。

离线数字欧元：欧盟委员会的提案坦率承认：离线功能必须存在，否则数字欧元将失去现金的灵魂；但也清醒指出：无中介即无即时监控。因此，它预留了一把钥匙——授权欧盟委员会在未来设定交易与持有上限。这把钥匙尚未启用，但已铸好，插在锁孔里。

四、构建统一的反洗钱/反恐融资监管路径：结论与建议

一致性不等于齐步走。它更像一场精心编排的合奏：弦乐组（一般法）奠定基础音调与节奏框架，而铜管与木管（特别法）则根据乐章需要，在关键段落加入强音或装饰音。

一般法（Lex Generalis）：它不纠缠于工具名称，而锚定功能实质——只要一个支付工具必然经过受监管中介，那么该中介就必须履行四项核心义务：识别客户真实身份、持续监控交易模式、保存完整记录至少五年、对异常行为立即报告。这四条线，是所有“有根”工具的共同底线。同样，适用于这些中介的数据处理规则也应趋同：用户数据不得用于反洗钱以外的目的，保存期限不得超出必要范围，跨境传输需满足充分性认定。否则，隐私保护的尺度将在不同机构间随意伸缩，诚信与自由的天平便失衡了。

特别法（Lex Specialis）：它直面每种工具的“不可替代性”。

现金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其物理性——无法远程发送，无法编程控制，无法自动审计。因此，特别法用1万欧元限额这一“物理锚点”来校准风险，而非徒劳地要求纸币嵌入芯片。

离线数字欧元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其“无网可用”——它必须在断网地铁、偏远山区、紧急断电时依然有效。因此，特别法不强求离线交易实时上报，而是授权设置动态限额，并预留事后审计接口（如设备端本地日志加密上传机制）。

自托管钱包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其“主权归属”——私钥握在用户手中，任何外部指令都无法强制转账。因此，特别法绕过“控制钱包”，转而聚焦“控制入口与出口”：强化所有法币出入金通道的尽职调查强度；要求钱包服务商提供可验证的合规接口（如支持监管沙盒调用的API）；探索协议层软性约束（例如，对单日超过5000欧元的链上转账，自动触发延迟结算与人工复核）。

对于所有“断根”工具，监管者必须放下“通过中介管住一切”的执念，转向更立体的治理工具箱：

触点（touch points）不是补丁，而是主干。每一次法币兑换、每一笔链上跨链、每一个中心化交易所的充值地址，都是现实世界与加密世界握手的唯一窗口。监管资源应如探针般密集布设于此，而非在无垠链上徒劳扫描。

交易限额不是技术倒退，而是风险定价。现金有，离线CBDC将有，自托管钱包为何不能有？难点在于执行，而非逻辑。当前无法强制，不等于永远无法协商——通过钱包服务商自愿集成、通过交易所拒绝处理超限交易、通过稳定币协议设定链上熔断，都是渐进式落地的可能路径。

发行方责任不是转嫁，而是延伸。中央银行发行现金，便对假钞防控负责；稳定币发行方锚定美元，便对储备金透明度负责。同样，当一种支付工具被广泛采用，其发行架构就天然承载部分金融基础设施职能。要求其内置反欺诈模块、支持监管友好的审计模式、预留应急干预接口，是功能与责任匹配的自然结果。

违规成本不是惩罚，而是信号。对律师、会计师、房地产中介等专业服务者，若其客户频繁使用自托管钱包进行大额交易且无法合理解释，监管可启动针对性审查。这不是针对钱包本身，而是针对专业服务中可能存在的“看门人失职”。

最后，框架的生命力不在于它今天覆盖了多少工具，而在于它是否为明天的工具预留了接口。当“支付工具”的定义从账户、卡、币，扩展到智能合约、NFT凭证、甚至AI代理间的自动结算时，真正坚固的防线，不是追着每个新名词修订条款，而是牢牢抓住那个不变的核心：无论形式如何变幻，只要它承担价值转移功能，就应接受与其风险敞口相称的治理安排。这不是监管的终点，而是它学会与创新共舞的起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