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9月8日的悉尼，20岁的银行出纳员珍妮·鲍丁（JanineBalding）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准备回家。珍妮漂亮友善，受人喜爱，她还与未婚夫购置了婚房，计划次年3月举行婚礼。但年轻的准新娘并不知道，黑暗中五双眼睛已经盯上了她。

当天早些时候，在悉尼市中心的流浪者收容所，15岁的布莱辛顿（BronsonMatthewBlessington）向16岁的马修·埃利奥特（MatthewJamesElliott）和绰号为“矮子”的22岁的斯蒂芬·贾米森（StephenWayne'Shorty'Jamieson）提议“找个女人强奸她怎么样？”，三人一拍即合，随后招揽了15岁的韦恩·威尔莫特（WayneLindsayWilmot）及其同龄女友卡罗尔·阿罗（CarolAnnArrow）组成团伙。

珍妮被劫持了。

在驶往悉尼西部明钦伯里的90公里路途中，歹徒们对她实施了抢劫、羞辱和强暴，并最终演变为谋杀。在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之后，珍妮被拖到一个偏僻的水坝边，口塞围巾，四肢捆绑，头被按入冰冷的水里，在痛苦中结束了生命。

这一极端残忍的案件震惊全国，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。9月22日，昆士兰警方逮捕了一名绰号为“矮子”的22岁流浪汉斯蒂芬·贾米森，获得一份长达七页（约2740词）的审讯笔录。笔录记载了他对罪行的完整供述，由其本人签字，并由太平绅士见证。

【注：太平绅士（JusticeofthePeace，简称J.P.）是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的法律职衔，主要职能包括维持社区安宁、防止非法刑罚、巡视惩教院所及羁留中心等场所，确保其管理合规且被监管者权利不受侵害，并处理投诉及简单法律程序。该制度在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、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等地均有实施。】

然而，当他被引渡回悉尼，首次与同伙见面时，四名年轻同案犯齐声惊呼：

“你们抓错矮子了！”

这声呼喊，开启了澳大利亚司法史上一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拉锯战。

司法的迷宫：从定罪到争议

法庭陷入了奇特的困局，检方描述了一场野蛮而清晰的犯罪，却始终无法将贾米森实锤定罪。

这是澳大利亚法律史上首次在法庭上出示DNA证据，鉴定结果清晰指向了那群青少年中的一人，却反向证明了贾米森的清白；物证中的指纹与鞋印亦是如此。此后，警方确实找到了另一个绰号为“矮子”的人——马克·韦尔斯。但此人精神状况极不稳定，检方最终选择放弃使用他的证词。

除了那份笔录，司法天平的另一端，几乎空无一物。

法庭上，辩方质疑：如果连他的同伙都说抓错了人，如果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指向他，那么这份孤零零的、由审讯者自己记录的“口供”，真的足以“排除一切合理怀疑”吗？

法官将问题留给了陪审团。而陪审团在审视了那份七页纸的“铁证”后，做出了决定。他们认为，这份笔录足够定罪。

司法语言学：当语言成为呈堂证供

面对这份“铁证”，辩方从多个角度发起挑战，其中就包括了早期的司法语言学尝试。

1992年的上诉中，辩方引入了“CUSUM风格计量分析”比对笔录与贾米森法庭发言的文字样本，对比笔录与贾米森在法庭上的发言文本，试图通过语言风格的累积变化判断二者是否出自同一语言生成过程，并据此表示这份笔录并非其自然、真实的语言表达。但上诉法院认为该分析并非由公认的科学领域专家完成，因此驳回上诉。

2001年，会话分析专家罗德·加德纳（RodGardner）博士改用“作者鉴别”方法，从词汇选择、句法结构和语篇组织等语言学层面，比对笔录与嫌疑人已知语言样本的一致性，指出该笔录缺乏自然口语应有的特征：

缺少简短回答、话语标记

几乎没有不完整语句、重复或重新表述

缺乏模糊和不精确的语言

极少使用情态动词和非标准形式

加德纳博士的结论是：该笔录极不可能是对一次真实审讯的准确记录。然而，法官认为语言差异可能源于审讯情境与风格，以“转录速度存在个人差异”为由，驳回了这一分析。

到了2025年，墨尔本大学司法证据语言研究中心的海伦·弗雷泽教授（ProfessorHelenFraser）采用“过程重构”法，提出了一个更具颠覆性的视角：不要只分析笔录文本像不像口语，而要审视它“能否被那样生产出来”。这就跳出了“以文论文”的循环论证，直接对证据形成的根基提出质疑。

弗雷泽教授对笔录的生成时间线进行了精密的过程导向分析，发现其中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：

首先，是不可能完成的打字任务：

笔录第一部分约832词，标明在15分钟内完成。这要求打字速度达到每分钟55词——即便用上之后的10分钟休息时间，专业打字员也难以完成这项任务。而记录这份笔录的并非专业打字员，而是一名对打字并不很熟练的侦探。

弗雷泽教授指出，问题的根源在于：自然语速（约150词/分钟）远超普通人打字速度（约40词/分钟）。在没有录音的情况下，“同步逐字笔录”真的有可能吗？

吃瓜群众普遍认为：转录嘛，就是把声音变成文字，就像复印出来一样简单。

听到这的语言学家则会想：朋友，你怕是对“语言”有什么误会。

语言转录是一个复杂的认知→语言→社会的过程，涉及三个层面：

感知层：耳朵听到的声音是否清晰？有没有背景噪音？方言听懂了吗？

理解层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歧义？语气是讽刺还是认真？

表达层：怎么写成书面语？要不要删掉“呃”“啊”等语气词？要不要改得更通顺？

其实，每一次转录，都是一次主观解读。转录者的主体性（TranscriberSubjectivity）会对转录文本产生极大的影响。

法律系统却长期基于“常识”误解，认为警察可以且应当做到这一点，但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这种误解曾导致90年代前期澳洲警方编造口供的陋习盛行。

即便澳洲在1995年《统一证据法》强制推行审讯全程录音，在处理模糊不清的监控录音转录时，案件审理采信的仍然是警方整理的“文字版摘要”或“关键段落转录”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后录音时代的转录不公”。

其次，是关键语料上的争议。

笔录中遗漏了一个关键的“不”字，导致“你并非必须回答任何问题”变成了“你必须回答任何问题”。太平绅士作证说当场发现并纠正了。但笔录文本未作修改标记，太平绅士是在案发六周后应警方要求签署了一份声明，追认此事。这使得案件愈发疑云重重。

最后，笔录中缺乏对复杂法律术语的理解确认环节，这对当时可能有智力障碍、且不识字的贾米森而言，程序是否公平？

司法转录的未来之路

目前，案件的转机出现在对作案所用黑色头巾的DNA重新检测上。多次检测的结果（2003-2023年）排除了贾米森作案的嫌疑，并显示出另一未知男性的部分基因图谱。

律师彼得·布林长期致力于此案，他坚持要求将头巾DNA与马克·韦尔斯的DNA进行比对。但这一步走得异常艰难。因为原始物证早已丢失，关键嫌疑人拒不配合，司法系统也缺乏动力重启旧案。

2025年2月，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下令，要求检方协助进行此项DNA比对。目前仍在等待结果中。

在结果出来前，没有人能够得知案件的真相到底如何。究竟贾米森是不是真正的犯人，仅凭本文无法给出任何解答。但无论是对于受害者还是加害者，我们都希望法律能作出公正的裁决。

这里想要强调的是，我们常常以为“文字”比“声音”更可靠，却总会忘记，文字一旦脱离语境，就成了最容易被操控的信息载体。

语言，作为最复杂、最微妙的人类创造物，当其成为决定生死的证据时，不能再交由“常识”草率处置。它需要被科学地记录、科学地分析、科学地诠释。

在真相的拼图中，每一个词语，都应有其确切的重量和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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